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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影響因子28.2的腫瘤領域頂級期刊Journal of Clinical Oncology上，中國乳腺癌臨床研究協作組（CBCSG）的CBCSG-010試驗結果正式發表 [1]。
復旦大學腫瘤醫院的李俊杰和邵志敏教授等研究發現，在三陰乳癌標準的蒽環類+紫杉類術後輔助化療中，加入卡培他濱聯合治療，可以將5年無病生存率提高到86.3%，相對風險降低34%。
邵志敏教授
這項由中國科學家探索出來的聯合卡培他濱輔助化療的三陰性乳腺癌治療方案，是具有中國自主知識產權，且是中國乳腺癌輔助治療研究領域首個刊登在JCO的臨床研究。從投稿到發表僅歷時4個月，十分迅速，足以見其重要。
這個“中國方案”將在保障患者安全性、耐受性的同時，顯著提高三陰性乳腺癌患者的預後，未來或有望寫入治療指南，成為全球三陰性乳癌治療的標準方案。
三陰乳癌遇上卡培他濱
三陰乳癌，在乳癌中大約佔15%~20%。相比其它三種亞型的乳癌，三陰乳癌進展快，易轉移，預後差，患者還相對年輕，甚至有不少30多歲的患者[2,3]。可以說，三陰乳癌是危害最大的一種乳癌了。
除了危害大，三陰乳癌還不好治。它的三陰，指的是HER2基因、雌激素受體和孕激素受體都是陰性。這樣一來，無論近些年進展很大的HER2靶向治療，還是歷史悠久的內分泌治療，到了三陰乳癌這，統統不起作用。三陰乳腺癌的治療還是要依靠手術和化療。
李俊傑教授
三陰乳癌的標準化療，是靠蒽環類和紫衫類藥物。為了增強化療的效果，降低死亡率和復發率，科學家們可是絞盡了腦汁。2019年的一項meta分析顯示，劑量密集的化療方案，可以降低乳癌，尤其是三陰乳癌的10年復發和死亡風險 [4]。不過化療給的密了，帶來的副作用難免也會更多。
那不增加化療密度的話，而向標準的蒽環+紫衫化療中再加點別的藥，能不能改善三陰乳癌的化療？研究人員注意到了一種核苷類藥物——卡培他濱。
卡培他濱是一種口服前體藥物，吃下去後經過肝臟和腫瘤組織的代謝，在腫瘤中產生5-氟尿嘧啶而殺傷腫瘤。在晚期乳癌中，卡培他濱已經使用了很長時間[5]。
而對於早期乳癌，FINXX試驗結果顯示，卡培他濱並沒有顯著延長患者的生存期，但亞組分析提示其可能對早期的三陰乳癌有效 [6]。CREATE-X試驗也顯示，卡培他濱輔助化療的效果，在三陰乳癌患者身上最為明顯 [7]。
卡培他濱經過肝臟和腫瘤組織的代謝，在腫瘤中生成5-FU（來自參考文獻8）
卡培他濱有可能能改善三陰乳癌的治療！
詳解中國方案
研究人員在中國招募了610名未接受新輔助化療的三陰乳癌患者，1:1隨機分配到卡培他濱組或對照組。卡培他濱組和對照組的平均年齡分別為48.3歲和49.1歲，絕經期患者比例分別為59.3%和53.3%，家族史、手術類型等基線特徵也都相似。
治療方案上，卡培他濱組使用的是TX-XEC方案，先進行3個週期的多西他賽+卡培他濱化療，再接三個週期的卡培他濱+表柔比星+環磷酰胺化療。而對照組第一階段只使用多西他賽，第二階段的卡培他濱也被換成了5-氟尿嘧啶，被稱為T-FEC方案。
經過中位67個月的隨訪，卡培他濱組的297名患者和對照組的288名患者被納入了意向治療分析。此時，所有患者都至少隨訪了5年。卡培他濱組的5年無病生存率為86.3%，顯著高於對照組的80.4%，患者疾病復發或死亡風險下降34%，其中局部復發風險下降41%，遠處轉移風險下降37%。
卡培他濱顯著增高了患者的5年無病生存率
治療的耐受性上，卡培他濱組合對照組分別有84.9%和86.1%的患者完成了全部6個週期的化療，差異不大。雖說有39.1%的卡培他濱組患者降低了卡培他濱的劑量，但大多仍保持在初始劑量的75%以上。
不良事件上，卡培他濱組的患者出現了更多的手足綜合徵，其中3~4級的手足綜合徵出現了25例，而對照組沒有出現。另外，3~4級的口腔炎出現了15例，對照組僅3例。不過在整體的不良事件發生率上，兩組間並沒有顯著的差異。
試驗中出現的不良事件
目前，研究人員正在對CBCSG-010中患者的病歷、組織樣本等資料進行回顧性分析，看看不同亞型的三陰性乳癌患者，在卡培他濱輔助化療中的獲益是否存在不同，有沒有哪個亞型的獲益更為明顯。
不過研究人員也提到，這項研究中納入的全部都是中國患者。如果要在全球推廣，可能還需要在更大範圍的人群中進行驗證。但對於中國的三陰乳癌患者，應當足以說XT-XEC方案是一個更好的術後輔助化療方案了。
參考文獻：
1. LI J, YU K, PANG D, et al. 2020. Adjuvant Capecitabine With Docetaxel and Cyclophosphamide Plus Epirubicin for Triple-Negative Breast Cancer (CBCSG010): An Open-Label, Randomized, Multicenter, Phase III Trial. Journal of Clinical Oncology [J]: JCO.19.02474.
2. Foulkes WD, Smith IE, Reis-Filho J S. Triple-negative breast cancer[J]. New England Journal of Medicine, 2010, 363(20): 1938-1948.
3. Tao ZQ, Shi A, Lu C, et al. Breast cancer: epidemiology and etiology[J]. Cell Biochemistry and Biophysics, 2015, 72(2): 333-338.
4. Gray R, Bradley R, Braybrooke J, et al. Increasing the dose intensity of chemotherapy by more frequent administration or sequential scheduling: a patient-level meta-analysis of 37 298 women with early breast cancer in 26 randomised trials[J] . The Lancet, 2019, 393(10179): 1440-1452.
5. Walko CM, Lindley C. Capecitabine: a review[J]. Clinical therapeutics, 2005, 27(1): 23-44.
6. Joensuu H, Kellokumpu-Lehtinen PL, Huovinen R, et al. Adjuvant capecitabine in combination with docetaxel, epirubicin, and cyclophosphamide for early breast cancer: the randomized clinical FinXX trial[J]. JAMA oncology, 2017, 3(6) : 793-800.
7. Masuda N, Lee SJ, Ohtani S, et al. Adjuvant capecitabine for breast cancer after preoperative chemotherapy[J]. New England Journal of Medicine, 2017, 376(22): 2147-2159.
8. Wang F, Wang FH, Bai L, et al. Role of capecitabine in treating metastatic colorectal cancer in Chinese patients[J]. OncoTargets and therapy, 2014, 7: 501.
